引言
年1月，英王爱德华死，哈罗德被推选为国王。诺曼底公爵威廉借口爱德华曾许以继承王位，在这年9月率军渡海侵入英国。其时哈罗德刚刚平息北方的战事，在国内的地位还没有稳定。他的少数骑兵未经休整，步兵是在南方仓卒召集的，因此不敌威廉的重甲骑兵和有训练的弩手。10月哈斯丁斯一役，英军败绩，哈罗德战死。威廉不久入伦敦加冕为王，称威廉一世（-年）。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史称“诺曼征服”。
十一到十三世纪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诺曼政府的后果
在以后几年中，威廉陆续压服各地的反抗。和年北部和东北部两次反诺曼征服的斗争规模最大。这些地区还有较多的自由农民，他们反对沦为征服者的农奴，构成反诺曼军的主力。威廉以优势兵力实行残酷镇压，焚毁村庄，屠戮居民和耕畜，把富饶的约克平原和达腊姆地区变成长期荒芜的地带。
诺曼征服在英国产生重要的后果。它加速完成在盎格鲁·撒克逊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封建化过程。威廉在征服英国各地之后，大批没收盎格鲁·撒克逊贵族土地，酬劳亲属和随从。教会也由法国主教接管。统治阶级的上层几乎全是外来者。只有盎格鲁。撒克逊骑士阶层还保有自己的小块领地。随着土地主人的更换，农民遭到进一步的奴役。许多自由和半自由农民，都被征服者按他们所熟悉的法国方式变为农奴。
征服者威廉在英国树立强有力的王权。诺曼封建主在征服过程中从国王手里得到封土，必须依国王的规定服军役，缴纳赋税，尤其是采邑继承税。威廉不但要求直属的附庸宣誓效忠，而且也要求臣下的附庸宣誓效忠，并服军役。这和法国流行的封臣只对直接封主效忠的制度迥然不同。威廉在没收盎格鲁·撒克逊贵族土地的时候，曾把全部耕地的七分之一以及大部森林据为己有。这样，国王直接的领地就大于任何一个封建主的领地。土地的分封又是随着征服的进展逐渐进行的，落到各封建主手中的领地分散在各个地区，并不联成一片。这就使他们不容易割地自雄，与王权对抗。
年，威廉在英国全境实行广泛的土地调查，编成土地清册。其中详细记载每郡有多少领地属于国王，多少属于大封建主或教会领主，每个封建主有多少臣属，每个庄园有多少土地、牲畜，多少依附农民、奴隶、自由农民，多少森林、草地、牧场、池沼、磨坊以至各种手工业等等；还记载每个世袭领地大约有多少货币收入。编制土地清册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便于向领地征税。人民面对清查就象面临末日审判一样。因此，调查清册被称为《末日审判书》。
根据清查的数字，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英国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，其中有百分之五住在城市，绝大多数住在农村。农业是居民的主要生业，牧畜业只盛行于东北部的约克郡和林肯郡一带。在诺曼征服前就已形成的庄园，是英国封建经济的基础。这时的农业人口包括极复杂的成分。土地清册中列举“维蓝”、边农、茅舍小农、奴隶、自由农民等许多类别。维蓝和法国的农奴相仿，其前身是没落的农村公社成员，拥有一个或半个维尔格特的份地，也可使用公有的牧场或草地。
维蓝对领主履行沉重的义务：必须每周服役三至四天，按例缴纳实物租和货币代役租。他们还受领主的各种苛敛，如嫁女捐、份地继承捐和使用磨坊、烘炉、酿酒机等器物的使用费。其中份地继承捐最重，通常以最好的耕。畜缴纳。边农和茅舍小农只有很少的土地，前者五至十英亩，后者二至三英亩。他们必须在领主田地上耕作；茅舍小农还须从事其它生产，否则就无以为生。奴隶根本没有份地，大多是庄园主的家庭仆役。到12世纪时，依附农民和奴隶已经汇合成为农奴阶级。
历次清查登记表明，除东北地区外，自由农民已逐渐减少。所谓自由农民，实际也受封建约束。他们须向封建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，履行较农奴稍轻的封建义务，并在法律上受封建主的管辖。他们只保有人身的自由，可以离开领地。
诺曼征服后的英国农民，处境仍然困苦。年，恢复征收所谓丹麦金，这对农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。12世纪中叶的封建混乱，也使农民的地位恶化。农奴所负担的义务不断加重，徭役繁多。教会征课的什一税，扩及谷物以外的其它产品如牲畜、羊毛等等，称为“小什一税”。到13世纪时，农奴使用公有牧场和草地的权利也被剥夺。农民抗租、抗役，利用残存的村社组织和领主进行隐蔽或公开的斗争。
城市的兴起和发展
早在诺曼征服以前，英国的城市就已经产生。《末日审判书》中列举约一百个城市，其中大多数还保存着半农村的面貌。到12世纪时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。为了摆脱封建义务的压迫，城市往往用金钱向领主赎取自治权。很多城市从国王手中得到保证市民权利的特许证，如林肯、诺丁昂、坎特伯雷、伦敦、牛津、勒斯特等。因为王权比较强大，大多数城市又在国王的领地上，所以它们所得到的自治权利是有限的。许多城市仍然受国王司法的管辖，市民所纳的捐税仍然是国王收入的重要来源。教会领主特别顽固，城市很难从他们手中获得自治权。
在城市与领主的斗争中，出现了商人公会。这种公会不但有商人加入，而且有出卖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加入。12世纪时，城市中也出现手工业行会，伦敦的织工行会在12世纪初就已经产生。城市管理权掌握在商人和富裕市民的手中，他们往往把主要的赋税负担加在手工业者和贫苦市民的身上。年，伦敦发生暴动，反对城市贵族的专横。市民中的中等阶层和平民都参加这个运动，领袖是威廉·费兹－奥思伯尔。暴动震惊了统治集团，遭到政府军队的镇压。
英国和大陆的贸易联系随着诺曼征服而日益加强。出口贸易以向佛兰德尔输出羊毛为主。商人深入农村，收购羊毛。地方市集活跃了起来。
国王权力的巩固
诺曼王朝建立以后，得到多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。中小封建主需要强固的王权，因为他们无力单独镇压农民的反抗，抵制大封建主的侵凌。教会也支持国王，因为教产和教会特权都需要国王保护。日趋发展的城市迫切要求制止封建内讧，保障商路安全。诺曼征服把英格兰和诺曼底公国联合起来，加强了英国和大陆之间的贸易联系，使城市获得厚利。因此，城市也支持王权。自由农民上层希望国王“保护”他们免受奴役，所以也拥护国王。
在社会上层中，只有大封建主反对王权增强。他们指望在英国也出现象法国那样的王权衰弱、任听诸侯割据的局面，曾一再发动对国王的反抗。诺曼王朝主要依靠中小封建主的支持，树立起巩固的统治。亨利一世统治时期（-年），压平英格兰西部大封建主的叛乱，以枢密院为中央管理机构，形成专司财政的度支部和经常派遣巡回法官的制度。巡回法官不仅审讯司法案件，而且处理和监督地方财政。
亨利一世死后无嗣，王位继承纠纷引致长达十九年（-年）的封建混战。封建主乘机到处建筑城堡，抢劫农村和城市。直到年，亨利一世的外孙安茹伯爵亨利二世（-年）即位，混乱才告结束，开始金雀花王朝的统治。金雀花王朝在法国还领有安茹、曼恩、屠棱、普瓦都、诺曼底、阿奎丹等地，属土跨英法两国，有“安茹帝国”之称。亨利二世利用广大领地的收入，依靠骑士和市民的支持，与大封建主进行斗争。他拆除在内乱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城堡三百多座，更换大批属于大封建主阶层的郡守，代之以亲信。这样，权又重新巩固起来。
亨利二世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改革。骑士、市民和自由农民有权越过领主法庭，直接向国王法庭申诉。落后的“神命裁判法”被废除，代之以“誓证法”。巡回法官在各郡审案中发展了“共同法”，并且实行以本地居民参与陪审的制度。陪审人一般为十二人，从骑士和富裕自由农民中遴选，在提供证词之前，必须宣誓不作伪证。
这些司法改革的结果，使国王法庭的权力扩大，削弱了各地封建法庭的作用。骑士、市民和富裕农民因为摆脱领主司法权力的约束，更加支持王权。但是非自由人不得到国王法庭申诉，农奴仍然受领主法庭的管辖。对教会法庭权力的改革，则因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抵制和教皇的反对而不能贯彻。
亨利二世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改革。为了减少对封建主军事力量的依赖，他开始招募军队。封建附庸的军役每年只有四十天，不适于长期作战。因此他免除部分骑士的军役，规定他们缴纳役金，叫做“盾牌钱”，作为召募常年服役的军队之用。盾牌钱制度的实施，不但有利于国王军事力量的加强，而且也产生重要的社会后果。免去军事服役的骑士，在以后一两个世纪中逐渐成为不习武事的小乡绅，经营农业和牧羊业。他们追逐实利，开始和那些好勇尚武、一意以取得勋爵禄位为事的贵族分途。
亨利二世虽然加强了王权，但是封建诸侯的势力依然强大。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封建主，仍然保持相对的独立。法兰西各领地的封臣也时时反抗。法王腓力二世多方破坏亨利的权力，怂恿亨利的儿子背叛。到亨利晚年，封建势力重又抬头，国家赋税的加重也引起各阶层的不满。
13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
13世纪时，英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。耕作方法改进，农业收获量增多。国内外对羊毛的需要，刺激牧羊业的发展。到13世纪中叶，城市已经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。农产品有了较多的市场，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随之增长。在对外贸易方面，羊毛仍然是主要输出品，面粉也成为输出品之一。
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，许多领地以货币租代替劳役和实物地租。这一转变在英国称为“折算”。货币地租的流行，促进农民的分化。小部分富裕农民通过劳役折算赎得自由，大部分农民却因不胜货币租的压迫而更加贫困。羊毛和粮食的商品化，引起封建主新的贪欲。
他们从13世纪初叶起开始抢夺村社公地，把它变为牧羊场，或者分成小块出租。国家赋税的增加，也使农民处境恶化。在封建领地的法庭记录中，保存许多关于农民反抗的材料。他们抗租、怠工，或大批逃亡；有时集合起来，破坏领主圈占村社土地的栅栏，进行暴力反抗。
经济发展对封建主不同阶层起了不同的影响。中小封建主日益失去在军事上的意义，开始变为经营农业的地主。他们的领地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，向农民征收的地租已经折算为货币地租，有的开始剥削雇佣劳动。这个阶层关心国内市场扩大，关心国家有巩固的王权；同时也反对加重赋税和官吏骚扰。他们在经济、政治利益上，和市民以及自由农民的上层渐趋一致。和中小封建主阶层相反，大封建诸侯则坚持劳役制的剥削方式，顽固地保持封建特权，反对王权强化。大封建主和高级教士阶层共同组成封建贵族的寡头集团。
13世纪英国的大城市已经取得自治权。许多城市的管理权操在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，压制小商贩和手工业者。因此城市充满行会反对商人贵族的斗争。城市和国王的关系也常因王权干与而遭到破坏。
大宪章
自诺曼征服以来，英国国家和国王权力的增长，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关系起了积极作用。在发展中的王权，并没有逾越这种秩序所许可的界限。王权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目的服务，即迫使农奴佃民安分守己，接受封建统治。许多社会上层之所以支持王权，其原因在此。虽有封建诸侯时起背叛，但终未能压倒王室。到了12至13世纪，经济上的变化已经造成大多数农民的不满。当无地王约翰统治时期（-年），阶级关系正在趋向紧张。
当时剥削阶级对于王权的要求，是继续巩固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，保持既成的秩序。然而约翰的横暴统治，却践踏一切习惯和成例，破坏现存权利义务的准则。他以封建秩序所不许可的方式，增加额外的税捐，没收附庸的土地，干涉封建法庭的权利，使各既得利益的社会阶层受到威胁。于是国王就和一向支持王权的力量脱离，陷于孤立。约翰对法国的战争也一再失利，大陆上的领地多半丧失。对坎特伯雷大主教选举的干涉，召致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革除他的教籍，停止在英国举行宗教仪式。约翰无所依援，不得不向教皇屈服，不仅自认为附庸，而且按年向教廷纳贡一千镑。这些屈辱和失败，更加损害国王的威信。
反对王权过于强大的贵族诸侯乘机而动，联合对国王不满的教士、骑士和城市市民，开始反国王的斗争。约翰在武装反叛的胁迫之下，终于年6月接受诸侯的要求，在诸侯所拟订的大宪章上署印。大宪章的多数条文重申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。国王承认教会选举自由，保障贵族和骑士的封土继承权，不得违例征收采邑继承税和其他补助金；还同意自由人享有同等审判权，对任何自由人，非依同等者的合法判决和国王的法律，不得任意逮捕、监禁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。大宪章还规定国王非经贵族和骑士组成的王国“大会议”同意，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。
有少数条文是有关城市和市民的，如承认伦敦等城市所已享有的自由，尊重旧例，统一度量衡，保护市民的商业自由等等。资产阶级史学家中，往往有人把大宪章说成是“英国自由的奠基石”，是英国第一部“宪法”，好象早在13世纪，英国就已树立近代国家的“法治”，保障了人民的“自由”。实际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，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权利。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，它未给予任何保障，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，是对自由人而言，与当时还处于农奴地位的广大人民无关。
但是应当指出，大宪章仍然有它的积极历史意义。它保障城市市民的若干权利，初次把市民阶层作为一种必须考虑的政治力量。它也给予自由农民以某些“法律保障”，日后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人数增多，这种保障就具有较广泛的意义。大宪章的整个精神是限制王权，置王权于封建法律的约束之下。到了17世纪，革命的资产阶级对它的内容给予新的、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解释，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它作为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的依据。
国会的形成及其发展
约翰王不久就否认大宪章，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后才停止。继位的亨利三世（-年）依靠教皇和王后的法籍姻亲，继续和诸侯对抗。
年，亨利因为干预意大利战争，要求诸侯缴纳三分之一的收入为战争经费。
这一额外的需索激起年事件的重演。诸侯武装冲入王宫，逼迫亨利驱逐外臣，实行改革。亨利无奈，于这年6月在牛津召开贵族大会，制订“牛津条例”，把国家权力交给诸侯所操纵的十五人会议。国王非经会议同意，不得作任何决定。但是诸侯的寡头统治不能满足骑士领主和城市市民的要求，贵族阵营内部分裂。主张改革的一派以西门·德·孟福尔为首，与骑士领主和城市市民结合；顽固的一派转而支持国王。
年，内战爆发。西门一派获胜，俘虏亨利三世和王子爱德华。西门成了英国的统治者，于年召集大会。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，僧俗贵族出席的大会已渐有议会之名。西门因受地方骑士领主和城市的支持，在召集这次大会时开了创例。他除循例召集诸侯贵族和主教外，还正式传知每郡派骑士二人、每城派市民二人出席大会。这次会议是英国国会的雏型。
反对国王斗争的胜利，对城乡阶级斗争发生很大影响。农村中掀起农民运动，城市内部的斗争也同时展开。贵族诸侯大为震恐。当王子爱德华从俘虏营逃出时，大部分贵族就和他联合作战。他们在年8月消灭西门，然后恢复王位。
从到半个世纪的历史说明，要维持稳定的封建统治，必须国王、诸侯、骑士和城市富裕市民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。不论是国王和诸侯之间，或诸侯和骑士、城市之间，内战的结果只有加深城乡中的社会动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西门的短促统治为英国的封建统治者提供新的经验。因此爱德华一世（-年）在内战后当权之际,和亨利三世在五十年前内战后即位之际的形势已大有不同。阵亡在战场上的敌对者西门，为他留下一份雏型国会的遗产。
年，爱德华为筹划战费召开国会。出席这次国会的成分和年西门所召开的大会完全一样。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在国会的形式下组成各剥削阶层的联合。此后国会经常召开，以年的国会为榜样，称之为“模范国会”。
年，国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；到了14.世纪，又获得颁布法律的权力，同时成为王国政治案件的最高法庭。由于各个等级的利害不同，国会从年起分为两院：上议院由教俗贵族组成，下议院由地方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。骑士和市民所以同在一院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已利害相连。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国会，在性质上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一样。它为封建主和城市上层分子的利益服务，农民群众和城市下层居民在国会中没有任何地位。
但是国会的形成，使国王的封建谘议机关逐渐成为国家的代议机关。城市代表的参加和下议院的形成，对以后英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与下层贵族逐渐联合；他们利用国会批准赋税和通过法案的权力，对王权起了限制作用。到了17世纪，国会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。
十四至十五世纪的英国瓦特·泰勒起义农村中的变化和劳工法案
英国从13世纪就已开始的地租折算过程，到14世纪迅速发展。贫穷农民不胜货币租的压迫，往往到富农或领主自行经营的土地上充当佣工；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制盛行了起来。东南一带的贵族庄园，特别是寺院领地，还顽固地保留着劳役制。有的虽已实行折算，但因缺乏劳动力，劳役制重新恢复。领主圈占公用附属地的现象，到14世纪也更为普遍。农民的反抗情绪不断增长。
年，横扫欧洲的黑死病，几乎夺去英国人口的一半。城乡劳动力急剧减少。粮价的上涨又引起佣工提高工资的要求，不提高工资就拒绝受雇。雇用佣工的封建主和城市的行东、店主，都面临缺乏廉价劳动力的困难。年，国王爱德华三世（-年）颁布敕令，规定凡十二岁到六十岁的男女，没有土地或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，必须按照黑死病流行前的工资受雇于任何需要劳动力的雇主；拒绝受雇或在受雇期满前擅自离开雇主者，判处监禁。年，国会又制订“劳工法案”，规定凡破坏雇佣法令者戴枷下狱。十年之后，新的劳工法案宣布凡离开雇主者不受法律保护，逮捕后用灼铁烙印。
劳工法案是对城乡贫苦人民的沉重压迫。农村中出现雇工同盟，为提高工资而联合斗争。塞阜克郡农民反对政府规定的每天二－三便士的工资标准，拒绝履行劳役，抗缴地租。各地农民的斗争广泛发展，法院中每年都要审理大批农民反抗地主的案件。在城市里，劳工法案也加重帮工和短工的困苦。帮工受行会的排斥，实际上已成为长期佣工，限制工资的法令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。小手工业者则因国家压低成品价格而遭受损害。他们和其他下层市民一样，同受商人贵族和富裕行东的压迫。14世纪英国不论在城市或乡村，阶级关系都日趋紧张。
长期的百年战争使矛盾更加深化。在战争期中，封建主夺获土地和战利品，城市商人也因扩大市场、供应军需而获得厚利；但在城乡劳动人民的身上，却承担着租赋苛重、征发频繁、物价上腾的压力。年以后，军事形势开始对英国不利。在租役、劳工法案、黑死病和战争负担的交相煎迫之中，下层人民的不满达于极点。
威克里夫和约翰·保尔的改革活动
在城乡阶级矛盾尖锐的同时，出现了改革教会运动。首先提出改革教会的，是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·威克里夫（-年）。其后改革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发展，成为人民起义的先声。
威克里夫攻击教皇和教会拥有财产，主张教产由国王没收；又反对教皇在英国征收捐税，主张建立脱离罗马的英国教会。他否认教士可以赦罪，反对崇拜偶像，宣称圣经是教义唯一的源泉。为了使圣经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，他把圣经译成英文，并主张用英语作礼拜。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反映当时社会新兴阶层的民族意识。其所译圣经，对于促进英国民族文学的形成，起了和诗人乔叟（约-年）所作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相类似的作用。
威克里夫的改革运动在反对教廷征捐和否认教士特殊地位等问题上，符合当时下层人民的迫切要求。改革运动在人民和下层贫苦教士中开展起来，并且有了新的意义和内容。下层教士在传教中到处攻击教会，攻击封建主和官吏。这种反抗思想的传布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。
主张激烈改革的下层教士称作“罗拉德派”，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·保尔。保尔不但主张废除教会什一税，剥夺教会财产，而且激烈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，要求社会平等。他说：“现在英国的光景很坏，将来也好不了，除非一切都变成公共的，没有什么农奴，也没有什么贵族”；又说，“在亚当种田、夏娃织布的时候，谁是贵人？”保尔的传教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。教会对他极端仇视，几次把他逮捕下狱。但他在狱中仍然传布改革的主张，并不断发出起义的号召。约翰·保尔的主张为年英国农民起义作了思想准备。
瓦特·泰勒起义
14世纪后期，英国农民的景况越发困苦。年，英法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。军事上的失败引起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。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人头税的开征。年，英王理查二世（-年）即位。为了继续进行对法战争，国会通过凡十四岁以上的男女，不论贫富，都须缴纳人头税。最初税额每人四便士，到年第三次开征时，已提高到三倍。人头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。税吏营私舞弊，大肆勒索。农民普遍愤怒，酝酿已久的起义爆发了。
年5月，埃塞克斯和肯特两郡的农民抗缴人头税，驱逐并杀死税吏。斗争很快扩展到邻近各郡，到6月间全国四十个郡中约有二十五个郡都发生了起义。农民组织武装，捣毁庄园和寺院，夺取粮食、牲畜和财物，焚毁登记各种义务的文契。肯特郡的农民从监狱里救出约翰·保尔，拥为起义领袖之一。起义的主要领袖是农村泥瓦匠瓦特·泰勒，因此这次起义一般称为瓦特·泰勒起义。
肯特郡农民在6月10日占领坎特伯雷之后，开始向伦敦进军。东塞克斯的农民也从东北方进抵伦敦。伦敦的贫民于6月13日给他们打开了城门。城内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商人，也想利用农民起义，夺取城市管理权。因此农民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伦敦。起义者在伦敦焚毁法院档案，打开监狱，释放因违反劳工法案而被囚禁的农民和雇工。他们焚烧贵族的邸宅，杀死为人民所痛恨的大臣和法官。理查二世避居到伦敦塔，被包围起来。农民要求他出来谈判。
农民同国王的第一次谈判在迈尔恩德举行。农民要求废除徭役和农奴制度，规定每亩征收地租四便士，在国内确立贸易自由，并对起义者不予追究。这些条件反映富裕农民的要求。国王佯为应允，立刻发给农民批准文书。一部分农民轻信国王的诺言，当晚回乡。但贫苦农民感到不满，坚持和起义领袖留在伦敦，要求第二次谈判。伦敦的贫民也起来响应，捣毁商店，杀死富商和高利贷者。城内富豪急忙调集武力，对付起义。
第二次谈判在斯密茨菲尔德举行。农民提出没收教会和寺院土地，分给农民，废除一切领主特权和农奴制度，收回领主所圈占的公用附属地，废除劳工法案等。这些条件反映了贫农和雇农的要求。这时伦敦的城市上层和封建主已经作好军事准备。瓦特·泰勒在谈判时被伦敦市长背信刺死。失掉自己领袖的农民，竟再次受骗，在得到各种空头诺言后离开伦敦。接着骑士队伍便从各方赶来，追踪农民，进行残暴的镇压。各地起义农民遭到屠杀，约翰。保尔在酷刑下牺牲。
瓦特·泰勒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分散在各郡的农民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，未能同时向伦敦进军。占领伦敦的农民因为贫农和富农的利益不一，行动不能协调。他们误认国王会庇护起义的农民，一再轻信欺骗性的诺言。他们也没有可靠和得力的同盟。城市上层最初企图利用起义，后来却帮助国王进行镇压。城市贫民则力量不够，不可能把起义引向胜利。但起义的敌人却有着长久的统治经验，始则欺骗，继而聚集力量，最后乘农民撤退无首时横施屠戮，镇压了起义。因此瓦特·泰勒起义虽然比法国扎克雷起义较有组织，也较有明确的斗争目标，但是结果同样遭到了失败。
年的起义尽管失败了，但农民的反抗并未中止。长期束缚农民的劳役制逐渐废弛，农奴在不断斗争中改变了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。14世纪末，劳役制基本废除，多数农民已经通过折算赎取了自由。马克思指出：“在英格兰，农奴制事实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。当时，尤其是15世纪，英国人口的惊人的多数，是自由的自耕农民，尽管这些自耕农民的所有权，还由封建的招牌隐蔽着。”
15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
15世纪的英国自耕农民可以分为两类，即“自由租地农”和“公簿持有农”。两类农民都有固定的份地。公簿持有农人数最多，以领主法庭文件作为领有份地的根据。他们仍受领主法庭的管辖，除交纳定额货币地租外，还须履行若干义务。自由租地农的地位较好，他们已是份地的实际所有者，只向领主交纳少量地租，土地权利受到国王法庭的保护。许多富裕自耕农购买破产农民的土地并租进地主的土地，扩大经营，剥削雇佣劳动。农业中的商品生产率日益提高。养羊业也因毛纺织业的兴盛而发达起来。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流为农村中的无产者。
封建主阶级也已发生了变化。中小领主形成“新贵族”或“乡绅”。他们和富裕自耕农采取同样的经营方式，使用雇佣劳动，从事养羊和粮食生产，并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。一些富裕农民和购买土地的商人也经常补充新贵族的队伍，新贵族的人数和社会地位日益增长。但是大封建主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变化。劳役制遭到农民的反抗，不能久持；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方式又非他们之所长。因之旧的领地经济无法改组，只有把土地出租给富裕农民，依靠地租过活。旧贵族既然不经营土地，也就不能与市场联系，从商业方面得到利益。地租数额已经固定下来，他们的经济地位是远非昔比了。
工商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毛纺织业发达，许多城市如诺里季、波士顿、纽柏里、埃克塞特等，都以制造精细呢绒而成为纺织业中心。城市行会制度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发展的障碍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出现于农村。许多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农民，依靠呢绒商人供给原料，并由他们收购成品，实际上陷于依赖商业资本的地位。城市里的手工业行会也在迅速瓦解。富裕行东不受行会约束。
帮工被排斥在行会之外，变为长期的雇佣工人。甚至一些小行东也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，日益陷入对商业资本的依赖。在商业方面，从前是外国商人来英国收购羊毛，此时呢绒大量输出，呢绒商人组织批发公司，把从农村中收购的粗呢，运到佛兰德尔和佛罗伦萨加工染色。15世纪初，成立了“商人拓业家”公司，从事海上货运，并有武装护航。英国商船出现于西欧沿海各地。所以到了15世纪，不论在农业或手工业中，英国的资本主义关系都在萌芽。新贵族和城市富裕市民在经济上日占优势，他们对国家的政治作用，也就随之增长了。
凯德起义封建贵族的混战和没落
15世纪的旧封建贵族在许多方面都起着破坏作用。他们广树党羽，发动叛变。领地经济既日趋衰落，就以政治军事力量为刮取收入的源泉。或夺取高位，滥用公帑；或横霸一方，劫掠商旅。年，北部各地诸侯以理查二世专断为口实，拥戴兰加斯特家族的亨利四世（-年）为王，推翻了金雀花王朝的统治。新王朝成立后，在-年间，诺森伯兰、约克、威尔士等地诸侯，不断叛变。
亨利五世（-年）企图以对外战争转移诸侯的势力，于年恢复对法战争。阿金库尔一役（年），英国获胜，法国北部成为英国贵族恣意掠夺的场所。但不久之后，法国在贞德爱国勤王运动中扭转劣势，使英军连遭败北。亨利六世（-年）幼年即位，国家政权实际操于互相倾轧的诸侯贵族之手。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，继续推行对法战争。
在军事失败中，国内赋税徭役不断加重。不仅农民反对，新贵族和城市市民也强烈不满。年，肯特郡爆发杰克·凯德起义。这次起义的基本群众是农民，但有很多骑士参加。凯德率领二万人进军伦敦，要求撤换声名狼藉的大臣，废除劳工法案，并反对税吏勒索舞弊。这些要求具有温和的性质，因为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骑士和富裕农民的手中，对政府的斗争很不坚决。后来城市贫民也起来反抗，于是伦敦富商就帮助政府，把农民驱出城外，进行迫害。凯德本人被捕处死。
凯德起义加重了封建贵族保持统治的困难。对法战争已经无法取胜，不得不于年以失败终局。新贵族和城市市民阶层把希望寄托在朝代的更换上。他们不满兰加斯特王朝的政策，因此支持约克家族夺取政权。一些失意的封建主也拥护约克家族，由法国失败而归的贵族都蠢蠢思动。年以后，亨利六世屡患疯癎，约克公爵理查于年宣布为摄政。
兰加斯特家族依靠西北部大封建主的支持，废除摄政，双方的长期混战从此开始。兰加斯特家族。以红玫瑰为族徽，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，因之这次封建混战称为红白玫瑰战争。玫瑰战争延续了整整三十年（-年）。站在兰加斯特方面的是经济比较落后、在政治上称霸一方的北部封建主集团；站在约克方面的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封建主集团，还有力图树立强大王权的城市市民和新贵族。
战争初期，兰加斯特家得势。年，约克公爵理查被杀。理查的儿子爱德华在市民的支持下，于年占领伦敦并被拥上王位，称爱德华四世（-年）。在爱德华的统治期间，兰加斯特的残余势力遭到进一步的打击。许多贵族的领地被没收，分给中小贵族。爱德华还实行了一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。爱德华死后，约克家族内部分裂，他的兄弟理查三世夺取了政权。约克家族拥护爱德华四世后裔的一派和兰加斯特的余党联合起来，反对理查三世。年8月，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·都铎在包斯华兹一役击败理查，自立为王，称亨利七世。从此开始了都铎王朝，内战也随之结束。
结语
红白玫瑰战争虽然是封建主集团之间的残杀，但它对英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恩格斯写道：“对于英国，幸而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。”此后，新贵族和城市市民的社会政治作用日益增长。都铎王朝就在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。